对超大特大城市进行城市更新，是提升居住品质、改善城市面貌的重要一步。

　　10月1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称，目前超大特大城市正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其中将分三类推进实施：第一类是符合条件的实施拆除新建，第二类是开展经常性整治提升，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施拆整结合。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多地城中村改造正稳步铺开，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中村改造信息系统统计，当前已入库城中村改造项目有162个。

　　“城中村在微观上呈现出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大，消防安全隐患多，配套设施比较落后，人居环境比较差以及社会治理比较难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秋季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跨界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叶裕民如此总结。

　　在学界看来，当前对超大特大城市推进城中村改造是我国破解新二元结构，促进人居环境优化、社会治理改革的必要前提和关键举措，这对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中村历史责任

　　近年来，城市更新被认为是超大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重要机遇，其中城中村改造虽已走过40多年，但伴随城中村的人口、空间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中村改造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通过实地调研，叶裕民对“城中村”定义进行了明确概括。他认为，城中村主要是城市行政区范围内非户籍常住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建设用地面积占村庄面积的40％以上的村落（不含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

　　研讨会对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广州、成都、武汉和东莞这8座典型城市的城中村现状、特征及改造模式进行了画像。从总体规模看，目前这8个城市总共拥有城中村4427个，建设用地面积3524平方公里，涉及人口规模5554万，其中非户籍人口占六成，为3471万。

　　研讨会中多个研究团队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为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提供了重要参照。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规划所主任工程师游鸿介绍说，根据对北京目前已有的500多个城中村中的150万人口的通勤大数据分析研究，城中村通勤人口主要工作地在中心城区，比如海淀中关村、朝阳CBD、望京等地。

　　此外，城中村也是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新市民、青年人的主要居住地。

　　根据游鸿的调研发现，北京城中村的商业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密度普遍低于市中心，但比近郊区的全区平均水平高。此外，由于体量小、档次低以及城中村年轻人口的高度集中，这些分布在城中村内部和周围的餐饮、购物和医疗设施，反而更容易存活。

　　对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长毛其智表示，在北京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中村曾承担着为城市发展提供基本服务和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价住房的历史责任，这成为众多新市民奋斗成长的第一个落脚点。

　　与会专家认为，对城中村的改造并不意味着消除，当前城中村为新市民提供了更多低成本基础空间和可支付健康住房，如果采取“排斥性”改造会让这些非户籍人口流失，那么将不利于城市运行发展。

　　在此背景下，如何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扬弃传统“排斥性”城中村改造模式也成为学界关注热点。

　　包容性改造机制

　　据悉，10月中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提出，超大特大城市通过城中村改造，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改造中原则上应当按一定比例建设保障性住房，引入优质产业项目，提供一定规模比例的低成本创业空间，保障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创业需求。

　　以深圳为例，目前深圳城中村的建筑面积占到了全市总住房建筑面积的36.3%，有510万套，承载了深圳1000万人口，包含全市外来人口的87％。根据2019年深圳所有迁居人口数据，40%的深圳居民在城中村和（非城中村的）居住小区之间互相迁居，这意味着一部分城中村已满足正规社区的基本条件。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仝德表示，城中村对新市民的吸引力已经从早期价格便宜、生活便利向拥有较好社会资本、更具发展活力等特点转变，这是城中村改造的一个明显变化。

　　仝德表示，在经历了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后，深圳改造规模最大的城中村白石州村共有10万人进行了搬迁，通过对这10万人跟踪调研，仝德发现其中60%的居住环境没有得到明显提升。“此外，在多轮城中村改造下，深圳的法定图则也被一再突破，目前建设增量已经占到了原本规划量的70％，这意味着需要再造一个新的深圳才能够完成城中村的改造。”仝德说。

　　同样的难题也发生在武汉。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提到，武汉曾在2010年左右经历过一轮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有效推动了武汉二环路周边的城中村基本完成改造。但到2016年之后改造逐步进入瓶颈，“景中村”“绿中村”成为难点，特别是2015年武汉全面实施控规管控，受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区域，改造很难实现资金平衡，由此陷入停滞。

　　不过，对武汉来说，今年恰逢“城市更新年”，城中村改造作为其中重要的板块，国家政策的出台或将推动武汉城中村改造深层次进行。

　　对于城中村改造遇到的现实问题，毛其智认为，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产物，从实际情况看，城中村的原住民既是市民，又是村民，其产生原因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以及集体土地所有制等多种因素相关，目前城中村已经或正在经历宅基地产权的重新界定，由此也将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

　　他同时表示，城中村改造是一个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合作，谋求经济、社会城乡建设联动的跨界系统工程，这项工作也是一个各方利益反复博弈的过程，各地在城中村改造实践中进行的长时间摸索，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但尚未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和可供推广的模式。

　　对此，与会专家建议，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机制，积极稳步推动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步发展，增加区位合适、职住平衡的高品质有效住房供应，联动促进城中村区域空间品质提升、新市民住有所居、产业结构升级等多领域系统优化，同时要更好发挥市场作用。